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立法采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相结合的分散立法方式。

除此之外，就环境法的具体事宜则由单行法规定，各个环境单行法应当共同遵循基本法的规定。这就需要在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根据民法典和环境法典各自的功能定位，按照民法的归民法，环境法的归环境法的思路，在环境法典中合理设置特别民事规范，建立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制度，将超出民法典射程又需要以民事手段加以调整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在环境法典中予以规定。

关 键 词：民法典  环境法典  生态保护  法典化  适度化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Code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dification  Moderation 在地球演化史上，人的生存有两种方式。中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最严生态法治观直面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53)二是《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了按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确定责任大小的非连带责任特别规定，没有规定连带责任。(30)一方面，分布于三十多部环境和资源立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缺乏协同性，一些制度明显与《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规定冲突，环境法制度相互之间存在矛盾。除此之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实践中已经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第三方生态修复市场等，也需要完善其交易规则。

二、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对环境法的体系化需求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提出了民法典绿色化的命题，但并不意味着要将民法典变成绿色法典，而是需要以大的体系化思维，既合理勘定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又综合考虑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与环境法的关系，明确环境法体系化的需求。(41)参见吕忠梅，见前注(30)。可见，最早的关于机器人的伦理考虑只是希望机器人不给人类带来伤害或威胁而已。

一个阶段之内还难以明确但又急需明确的做法，可以通过授权专门部门采取出台政策的方式进行探索。目次 一、正确认识作为当代科技发展新表征的人工智能二、科技法在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兴起与演化 三、人工智能的科技法规范路径 四、科技法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五、结语：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科技特别法 摘要  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方法为支持取得突破，成为引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促生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迭代发展态势，也带来巨大的法律挑战。工业化国家继续完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并且在20世纪晚期明显出现强专利（知识产权）趋势。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处于边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旁观者。

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20世纪40年代，各国动员科技资源备战，导致科技进步与国家组织紧密结合。

1.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鼓励科技发明之科技法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近代法律体系诞生并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变化以个人理性和自由为基础出现根本转型，且与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般法律范畴的意义上产生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人工智能安全漏洞的严峻性也在不断升级，一部分是因为人工智能使用者自身违规设计或应用导致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部的不法行为。这些是前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立法考虑不多的。在重要领域部署人工智能时，要做到确保其具有支持业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首先，对于人工智能的规范，应当自觉遵循人类既有的科技规范路径，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法加以规范评价。2018年4月26日，美国发布《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并就生产力基础领域制定具体行动措施。这一时期，技术交易更加频繁和多样化，技术合同也得到丰富和广泛应用，因此技术合同制度更加发达，相关规范除单行规定之外，也散见于民法、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之中。另外一方面，这种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形成的能力目前还只是弱人工智能，距离通用人工智能或者超级人工智能仍有相当一段距离。

一方面，要体现人工智能的发展性，认识人工智能是当下的新科技，具有作为正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表征科技的定位，在与过去加以充分比较、对未来加以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对其带来的新发展、新问题加以规范。其次，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是早期科技应用导致风险的基本表现形态。

例如，如果警务机器人的设计者发生偏离，可能错误击毙可疑人员。例如，《规划》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但笔者认为还有重要角度需要关注。这些立法极大地促成工业灾害和事故治理体系的确立及完善。此后，美国于1790年颁布实施联邦专利法，德国于1877年颁布实施专利法。进入 龙卫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技法 人工智能立法 。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带来全新的创造、福利和便利。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产生许多新的规范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跟进立法。

过去科技创造完全出自个人兴趣，发明出来的成果自动纳入公共领域。现在机器学习依托的方法，包括线形回归模型、决策树、贝叶斯网络、人工神经网络以及进化算法，加上传感器与材料科学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的感知、移动和认知能力发展迅速。

正如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说：人类的法律创制者们，不能够预见到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相关情形。这意味着，所有的法律规则与概念都是‘开放的，并且当一种未曾预见到的情形发生时，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全新的选择，并且以此改进我们的法律概念，使它们更符合社会所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科技立法最突出的扩展是强化科技政策作用，更加注重政策导向和机制作用，从而发展出一套旨在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的特殊法律制度，可以简称为科技政策法。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并无科技法这样一个专门领域，但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科技法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诞生了，并且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和联系着普通法律。

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认知能力的技术，与人具有相通性。科技发明在工厂条件下得到应用后，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容易带来规模安全和灾害问题即工厂安全和灾害问题，其中特别是对工人的生产安全威胁和事故损害。中国科技法从20世纪80年代确立面向依靠发展科学技术方针以来，特别强调国家政策对科技进步、转化、创新的作用，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年制定，200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制定，2015年修改）等科技政策法，以国家政策支持、激励引导的方式，促进科技研发、转化、创新。人工智能在21世纪早期的目标包括让自动化机械引领物理世界的发展，以及实现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互联。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重大科技，正在以其非同寻常的发展潜力和特点，重新塑造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财富分配和社会组织方式，挑战人与人造物的既有关系。第二，人工智能偏离设计应用的风险。

目前的一种策略是，在设计时强化安全伦理，即所谓的机器人原则，但问题是这仍然只是一种设计而已，其在正常情况下固然可以更好地指导机器人行动，但并不能真正解决运行中的偏移。最早出现的科技法，主要是以具体立法形式呈现的科技市场法：包括具有赋权意义的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具有鼓励交易价值的技术合同法和技术中介法等。

最初，由互联网推广应用作为牵引，逐渐进行浏览器、电子邮件、信息门户网站等开发，然后到21世纪初前后形成全球互联网体系，并且从社区交流发展到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信息交互应用。在大数据的促动下，人们通过发现和改进一种机器的深度学习方法，特别是开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新技术和新方法，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到具有极高认知能力的新阶段，同时不断嵌入各种应用领域，成为引领新一轮信息科技产业化的表征科技。

其中，人工智能立法的伦理性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如何确保人类自身不受危害和威胁的需要。换言之，现在的科技法体系应该成为规范当前人工智能的规范体系。加上其本身还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可以说充满变数。除交通安全、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法律之外，还包括《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2017年）和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

这一时期专利法发展最重要的表现是1623年英国议会通过垄断法，明确规定专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形式，被认为是发明人权利的大宪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解释，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有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应尊重基本人权、规章制度、核心原则及价值观。

随着高尖端科技应用和产业化扩展，原先零星分布的职业安全法规已经无法适应需要，各国纷纷完善工厂法并制定统一的劳动安全法。二是应在技术上安全可靠，避免因技术不足而造成无意的伤害。

（二）科技风险管控法语境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现有管控工业风险、劳动保护、事故责任、环境保护和特殊科技风险的科技风险法律制度，对于人工智能同样具有可适用性。此后各国竞相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和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引入科技政策机制，干预科技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转化和创新。